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人们通常都会寻求某种总需求管理政策，比如扩张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此来恢复经济的活力。于是，各国的赤字财政应运而生，我国在今年也相应地安排了９５００亿元的预算赤字。这个巨额数字显然是很鼓舞人心的，这意味着通过政府的公共支出，可以短时期内为经济注入总需求，从而既可以直接拉动总供给，又可以通过乘数效应来带动更多的其他类型的需求增加，这又进一步导致总供给增加。因而，一般认为，赤字财政政策是解决经济不景气的一剂良药。

然而，如果没有其他的配套措施，赤字财政政策的效果是要打很大的折扣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消费需求的拉动。如果家庭获得收入后仅仅是更多地用于储蓄，而不是用于消费，那么公共支出的乘数效应就不明显。这就需要同时跟进刺激家庭消费的经济政策。如何才能有效激励家庭消费呢？政府有关部门提出，通过各种消费品（比如家电、汽车等）的下乡活动，能够做到这一点。表明上看似乎如此，但仔细想想，这类政策的效果实在有限，因为这类政策无法治本。

中国家庭为什么不更多地消费？我们需要了解其背后的决定因素，然后才能对症下药。一些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家庭的储蓄率近十几年是持续上升的。这就意味着，消费需求的相对不足和产品价格是否昂贵无关，比如电器之类的产品这些年来是持续下降的。产品价格的下降并没有带来消费需求的提升，那就说明肯定还有一些未知因素阻碍了家庭的消费。这些因素到底是什么呢？这些研究发现，导致家庭储蓄率高的罪魁祸首就是家庭对未来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担忧，谨慎起见，现在多存点钱，以防未来的不时之需。

可见，对中国家庭来说，不是不想消费，而是缺钱，说到底，还是生活负担太重了。一方面，表明上看，我国的经济增长成就令世人瞩目，而实际上普通老百姓从中分享的成果却非常有限。我国的收入分配严重失衡，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2004年的基尼系数0.469，远高于其他欧美日发达国家，也高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我国家庭在应该享有的公共服务方面，政府供给不足，以教育为例，2007年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占当年GDP的比重才2.85%，而印度、俄罗斯都在3.7%以上，美国等发达国家就更不用说了，美国这一比重接近6%。就公共医疗支出来说，2007年该支出占GDP的比重才1.8%，而美国和日本都超过6%。我们都说美国人敢消费，那是人家有消费的底气。看看我们自己，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家庭在这些方面的负担过重，家庭怎么敢消费？农村家庭这方面的负担更重，原本就没多少钱用于消费，如果还试图通过各种产品下乡政策来刺激农村家庭消费，岂不是让农村家庭未来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

由此可见，要让赤字财政政策发生效果，必须有合理的措施来刺激消费需求，要做到这一点，不能依靠产品下乡等政策来饮鸠止渴，而是要针对中国家庭高储蓄的动机，对症下药。从上面的分析就可以知道，一是要增加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二是增加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减轻家庭在这些方面的负担。做到第一点，既可以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收入分配等政策措施来解决，还可以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的形式来实现；做到第二点，就需要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优化财政资源配置。

然而，很可惜，有关部门并不是从这两个方面出发来构想政策思路。国家税务总局日前下发的通知要求各地税务机关全面加强税种征管，促进堵漏增收；并在年底前全面实行个税全员全额申报。这两项措施都正确，不过不应该作为现行工作的重点。在我看来，这两项措施按道理应该在经济繁荣的时期实施为妥。因为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税务部门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为企业和家庭减负，以激励企业投资，家庭消费，而不是相反。

国家税务总局出台这样的政策时机恰当吗？今年财政收入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减收厉害，这是一个问题，但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我们在实施巨额财赤字政策的时候，应该更多的考虑这些资金的合理使用。我国的财政矛盾不是收入太少，而是支出不合理，一方面，教育等该支出的方面支出不足；另一方面，吃饭财政一直没有根治，各种无效的公共工程太多。所以，首要的问题是，我们现有的支出都是必须的吗？只有先做到政府部门降低不合理支出，才谈得上去加强征税环节。如果我们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合理支出环节，而是一味地收税，那么最终只会拖延经济复苏的脚步。

这种纪念，不仅仅是沉痛。

我们已经做到的，大家已经颂扬很多：

——政府的反应快捷迅速

——救灾过程中很高的行政效率

——救灾过程逐步的透明化

——以宽容的态度接受各界的捐赠和帮助

——对于可能出现的腐败的有效防范

——大量的志愿者的涌入

——短期内聚集起来的强大的社会捐赠

——诸如红十字会等NGO与草根NGO的日益强大的作用

——........

还有很多，很难一一枚举。

经过一周年，我们冷静的反思，是否还有没做到的？

有，而且很关键：

——关于校舍为何脆弱的调查不够透明

——四川司法部门认为不应该追求部分校舍背后隐藏的利益链，其理由实在不够充分

——关于地震死亡人数的统计过程不够透明。直到今年5月7日才正式公布：四川省政府秘书长于伟在今天举行的“5·１2”抗震救灾周年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全省经审核认定的死亡学生和已经核查但尚未宣告为死亡的失踪学生共有5300余名。

——对于救灾款和救灾物质的使用过程以及相关审计结果缺乏及时有效的信息公布

——对于幸存者的救助缺乏细致的报道

——对于灾后重建当地居民的参与情况以及是否接受了社会监督也缺乏相关的资料

——灾后重建过程中自愿者大量缺乏，相比较地震发生后大量的志愿者涌入，形成鲜明的对比。其实灾后重建同样需要大量的志愿者。如何形成志愿活动的持续性和有序性，反应了一个社会多元化的程度还不够

——对于红十字会等NGO组织的资金使用的详细审计报告以及使用过程缺乏详细的透明化的公开过程

——....

同样我们还有很多还没有做到。

期盼我们的社会能够通过一次次和灾难的斗争，真正形成一个高度透明的、多元的、公正的社会。

一幢楼房的楼道里起先没有灯，其中一户人家，权且称之为张三家，觉得很不方便，于是主动装了一盏。于是，三户人家都觉得生活在光明之中，走楼道非常惬意和安全，按经济学的说法，灯光给三户人家都带来了正的效用。 但是，当灯泡坏了的时候，谁负责更换灯泡？如果是线路坏了，谁负责维修？

邻居李四和王五可能会想，反正是张三先主动装的，就等着张三继续更新和维护吧。问题在于，更换灯泡和维护线路是要付费的，而目前这个费用仅仅是张三一家承担，可灯光是三户人家共同享用的，张三肯定觉得不公平啊。一开始可能张三还有积极性做这好事，可时间一长，每每看着李四和王五那占便宜的得意表情，就气不打一处来。李四和王五的占便宜行为显然给张三带来了负效用。这负效用的累积最终让张三觉得维护楼道路灯是不划算的，于是最终选择放弃。结果，三户人家又重新回到黑暗年代。

很显然，张三、李四和王五三户人家陷入了一个“困局”。这个困局的产生来自李四和王五的免费乘车行为，也就是俗称的占便宜行为。由于李四和王五两家占张三的便宜，使得张三维护楼道路灯的激励衰减，并最终导致困局出现。大家看到这，也许会心一笑。因为这类社会困局在现实当中几乎比比皆是。每个人在一生当中几乎都要遇到几次。譬如，城市里高楼住户的高空抛物；街道上随时偶遇烟头和其他垃圾，如此等等；再譬如，渔民发现，只要某个水域说不清楚是谁家的，那么谁都可以任意捕捞，结果这个水域的渔业资源迅速枯竭……1968年，美国学者哈丁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公地的悲剧”，首次系统地学术化地讨论了我们所经常偶遇的这些社会困局。由此引发了人们的广泛思考：如何才能走出这类困局？

表面上看，走出这类困局似乎并不难。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产生这类困局的根本原因是其中某些成员(比如李四和王五)得到好处却没有为此付费；或者说一些成员(比如张三)付出了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好处。那么解决困局的办法也就是通过某种制度安排让每个社会成员所得和所失对应起来。制度之一就是张三提供路灯服务，然后法律赋予其向李四和王五收费的权利。制度之二就是张三、李四和王五达成一个协议，轮流提供路灯服务。制度之三就是张三、李四和王五共同委托某个机构，比如物业，来统一提供路灯服务，相关费用由该机构负责向三户人家收取。制度之四就是张三、李四和王五共同授权让某个政府组织来统一管理，比如市政管理部门或者居委会(事实上的政府派出机构)，该机构负责向三户人家征税，然后用该税收来提供路灯服务。

究竟哪种方案更好？且看第一种，这种方案看起来简单，但做起来有许多潜在风险。一方面，如果李四和王五不付费，张三追讨费用的代价可能非常高，这会降低张三接受这种制度的激励；另一方面，张三可能会通过这个服务合同要挟李四和王五，这也降低了他们进入合同的激励。因此，第一种制度其实是不稳定的。如果是第二种，同样面临某一方不履约的风险，或者某一方降低路灯服务质量的风险，因此，这种安排也不稳定。第三种和第四种是常见情形，这种第三方机构的出现，不仅可以提供专业化的服务，而且还可以增强合同的执行力。但存在的问题也很多，比如第三方机构本身的运行费用会分摊到三户人家头上，这就可能大大增加三户人家享受路灯服务的成本；这个机构还可能出现虚增成本、官僚主义，还可能以权谋私，如此等等，那么三户人家不仅面临无法享受良好服务的风险，而且还会付出额外的代价。住户和物业的纠纷比比皆是；政府机关的低效率也是随处可见。可见，要走出社会困局，迄今为止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都还没有能够找到某种完美无缺的制度安排。每项制度安排看似有效，其实也都存在各自的缺陷。

前面我们列举了各种公地(公共场所、公共资源等)的例子，是不是说在纯粹的私人领域就不存在困局了呢？很不幸，私人场所也布满了类似的困局。让我们看看专利的坏处吧。人们一般认为，专利能够保护发明人的权益，因而能够激励其创新。然而，一旦专利过多，反而可能起到阻碍创新的作用！也就是说，专利保护看似造福人类，实际上也在悄悄地制造一个个社会困局。这就是美国著名的法律和经济学家赫勒提出来的“反公共资源”假说。之所以称之为假说，是因为其理论观点和逻辑还有待更广泛的证伪。按照赫勒的看法，社会中很多领域产权明晰过度了，造成了资源“碎片化”(这是我能找到的最形象的词)，从而造成进一步创新的困难。

资源碎片化的情形在高科技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通常推出一件高科技产品，需要整合众多的专利和专有技术，而这些专利和专有技术分属不同的权利所有人。假如和这些权利所有人之间的谈判需要付出很少的代价，那么资源碎片化就不会给后续的创新造成障碍。但是，知识产权的谈判显然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也可能非常高昂。由于无法承受谈判的代价以及购买专利和专有技术的巨额费用，新的创新经常无法实施。赫勒在其著作《困局经济学》中列举了许多这样的实例，让人触目惊心。假如一个社会是鼓励创新的，通常就会降低专利申请的门槛，以求更多的人可以由此而受到激励，投入到发明创造当中。可是随着专利的累积，基于这些专利的整合才能进行后续发明，显然已经成为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因为整合各种细小专利的代价实在太高。

赫勒在书中特别剖析了医药领域的实例。通常一件新药品的发明需要依赖过往的各种相关专利和专有技术。但由于整合这些专利和专有技术的代价实在太高，以至于新药无法问世。想想看，每个专利权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最后导致的结果却是无数的疾病患者失去了救治的良药。这个问题看起来和博弈论当中的囚徒困境的经典实例是多么类似啊！社会成员各自追寻自己的利益，最后导致最差的社会结局。更严重的是，随时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知识越来越细化，基于知识的资源也就越来越碎片化，而新的发明创造总是带有某种综合性的知识色彩，需要统合过往的各种已经被碎片化的知识。但现行的专利制度竟然在阻碍这种知识的统合，实际上意味着促进创新的制度正在阻碍着创新！

是专利权人的过错吗？当然不是。如同前面公共资源的讨论一样。反公共资源会带来各种社会困局，而要走出这些困局同样需要寻求恰当的制度安排。制度决定社会成员的激励。因而，不是专利权人错了，而是制度错了。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有利于社会成员个体的发明激励、又有利于碎片化知识的统合的制度呢？赫勒在《困局经济学》一书中提供了很多类似的线索，值得我们深思。比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四种制度安排中，后三种在赫勒的书中都提及了。但正如笔者前面分析的，这三种制度也存在各自的缺陷。让人好生为难。

且慢忧虑。赫勒还提到了另一种办法。那就是通过制度来改变人们的偏好，或者说激发人们的社会偏好。赫勒在书中列举了黄金大米的故事。缺乏维生素A会每年导致25万-50万儿童失明。科学家帕特里库斯教授及其团队设计出了强化维生素A的转基因大米，被称为“黄金大米”。但要生产这种大米必须购买相关的70项美国专利和15种专有技术。显然，如果专利和专有技术持有人不配合的话，黄金大米将被扼杀在摇篮中。幸好经过多方努力，专利和专有技术持有人决定抱着人道主义救助之目的，达成了转让专利和专有技术的协议，才使得黄金大米得以问世，并开始运用在印度和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

黄金大米的案例极具启发性。在众多的权利人中，只要有一个成为钉子户，对黄金大米生产者敲竹杠，那么这种大米就无法生产，从而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众多儿童仍旧需要面临失明的风险。专利法能够有效激励人们的创新，但在一些更高的权利诉求方面，比如拯救人的生命方面，要么需要通过某种制度来激发这些权利人的社会偏好，让其认识到，行善是一种社会责任；要么通过某种强制的措施，来统合特定领域中碎片化的知识。前者需要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而后者当然需要政府。

其实每一个人都处在不同的社会困局当中，如果大家能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读几页《困局经济学》，也许能够找到走出困局的启示。这就是我非常乐意推荐这本书的目的。

2009年04月30日 17:25　来源：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cn/sh/news/2009/04-30/1672393.shtml

央视网新闻社区转载

央视网 > 新闻社区 > 中国新闻 > 正文http://news.cctv.com/china/20090430/109659.shtml

  中新网北京4月30日电(周锐)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今日发布《公共治理指数报告》，公布了中国三十个省会城市二零零八年公共治理状况的得分。公共治理情况较好的一组包括：杭州、上海、长沙、重庆、西安、北京这六个城市。

 　　二零零八年度，三十个省会城市公共指数的得分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正态分布。在平均水平附近的城市较为集中，比较好和比较差的城市都比较少。考虑到大部分城市的指数得分十分接近，而统计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误差，此次报告并没有进行城市间的排名，而是根据得分，将三十个城市分成较好、一般、较差这三个组别。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教授介绍说，此次研究将公共治理度量划分为公民权利、公共服务和治理方式这三个基本要素。并围绕着这些要素，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民众对公共治理的主观感受和对公共治理本身的认知水平。

 　　茅于轼说，在研究中他们发现各地的公共治理状况和经济发展情况并没有直接关系。而这样的结果恰好说明了GDP不能作为考评官员政绩的唯一依据。他表示，公共指数也可以成为政府部门在考核官员时的考虑因素。

 　　据了解，公共治理是指针对公共领域或者是公共事务的治理。作为一个新兴理论，公共治理已在国际学术界和各种国际组织及政治领域流传开来并被广泛使用。

 【编辑:庄百万】

Saez个人主页：http://www.econ.berkeley.edu/~saez/

此人1994年数学本科毕业，在法国老家花了两年读了个经济学硕士，然后跑到MIT花了三年时间就拿了个经济学博士学位。此时为1999年。2005年，当此人才33岁的时候，已经取得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系的正教授职位。虽然不算很早。但今年拿到了克拉克奖，却让人无比钦佩。

此人的贡献，无疑是从历史的视角研究了收入分配问题。这说明现代的经济学越来越摒弃那种纯粹的象牙塔研究，越来越重视经济行为背后的社会文化政治以及历史因素。看看近十年的克拉克奖得主，无一不是进行社会科学综合性研究的。如果经济学的纯粹程度高一点，也就是2007年的Athey教授，不过经验产业组织本身已经是个需要多种知识的领域，比如对法律的理解，对管理学的理解，甚至对行业的理解本身等等。

1999   Andrei Shleifer 在管制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行为金融、新比较经济学等各种领域
 2001   Matthew Rabin 行为经济学（心理学和经济学）
 2003   Steven Levitt 社会经济学，猎涉各种社会问题
 2005   Daron Acemoglu  宏观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
 2007   Susan C. Athey  经验产业组织
2009   Emmanuel Saez  公共经济学

当博弈论的大牛鲁宾斯坦和2003年克拉克奖得主列维特吵架，并且鄙视列维特的研究的时候，大概他自己都没想到，纯象牙塔式的研究和经济学的未来可能会渐行渐远。鲁宾斯坦等人现在已经成为自得其乐型的少数人俱乐部成员。而经济学将在新的综合方向上昂首迈进。

我一直强调，现代经济学不仅需要具备数学等理科的思维，而且还要必须具备文科的直觉，特别是对社会现象的敏感和富有感情的认知。那种把经济学等同于数学的人注定只能成为少数人俱乐部的一员。

省会城市公共治理指数 成都名列第四位
 

--------------------------------------------------------------------------------
 
【http://www.newssc.org 】  【 2009-05-01 04:09 】 【来源: 四川新闻网 】
 
 
　　(成都商报记者 殷玉生)北京天则研究所主持的中国省会城市公共治理指数昨日发布，杭州、上海、长沙、成都等城市的公共治理状况在全国名列前茅。成都在治理方式上表现突出，“多元”项目得分全国第一。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业安介绍，公共治理度量划分为公民权利、公共服务、治理方式等3个基本要素。成都市在30个城市中排名第四。成都市在“公共安全”、“环境”和“公共道路交通”等方面位居前列。“意见表达”和“媒体监督”也表现较好。治理方式的得分排名第二。

　　天则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表示，该项目的调查样本不包括流动人口。从这个角度看，治理指数在反映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上确有缺陷，需要逐步完善。

天则发布国内首个公共治理指数

2009年4月30日 16:56

http://content.caixun.com/NE/01/ba/NE01bam7.shtm

[世华财讯]天则研究所30日发布了国内首个公共治理指数，其衡量的是各省会城市公共治理状况，并将每两年公布一次，以期成为各地寻求公共治理进步的参考。该指标08年数据表明，国内省会城市公共治理大部分集中在中间水平，特别差和特别好的都较少；同时，GDP与公共治理没有相关性。

天则经济研究所4月30日上午发布了《公共治理指数项目报告》和中国30个省会城市2008年公共治理状况得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业安表示，此举填补了国内空白。据悉，自20世纪90年代公共治理成为全球运动以来，其他国家和地区已经设计了不下150种公共治理指数。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表示，当今社会贫富差距主要根源在于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等。国内最有权力的是政府，问题也出在百姓很难监督政府。因此，天则决定成立政府公共治理研究课题，以第三方独立机构的身份，旨在给政府的业绩评分，希望能促进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环境的形成，使这一面对群众的服务机构有竞争压力。

所谓公共治理，据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报告所言，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综合。政府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在新的治理理念中，政府仅是公共治理的主体之一。天则报告将公共治理定义为，确保公共领域中相关契约达成、实施和救济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作用机制，它通过权利的合理配置和机制设计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天则设计了地方政府公共治理指数的四级指标体系。第一级是公共治理指数，是一个省（省会市为代表，也可以运用到市县）公共治理水平的整体反映。第二级则是构成公共治理指数的三个维度，包括公民权利、公共服务、治理方式，此外还以公民对当地公共治理状况的感知和满意度的主观评价作为对当地公共治理状况的综合反映。

第三级是测度上述每个维度的具体指标，公民权利维度由3个指标构成，即财产安全、意见表达、媒体监督；公共服务维度由6个指标构成，即教育、环境、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公共交通、公共安全；治理方式维度也有6个指标，包括民主、透明（信息公开）、多元、参与、效率、廉洁；主观评价则由公共服务满意度、政府声誉两个指标构成。

天则的政府公共治理研究项目选择了省会城市进行调查，通过对地区公共事务治理结果的测度，评价该地区的公共治理水平。调查委托零点调查公司进行，以居民的问卷访谈为基础，问题的设计同时包括公共治理的客观信息和被调查者的主观评价。

上述项目研究结果显示，杭州、上海、长沙、成都、重庆、西安、北京的公共治理状况在全国名列前茅。同时发现，各地公共治理状况和经济发展情况并没有直接关系，有些经济落后的省份，公共治理做得反而比较好。

茅于轼指出，30个省会城市的2008年公共治理指数大部分集中在中间水平，特别差的极少、特别好的也是极少，中国省会城市的公共治理水平整体表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态势，这符合统计学原理，绝大多数随即现象符合正态分布。此外，GDP与公共治理没有相关性，这说明，除了经济外，还有其他的维度可以用来评价政府绩效，居民享受到的服务和经济没有太大关系，唯GDP的发展模式应做出调整。

茅于轼表示，这一研究还将持续下去，以后会定期发布公共治理指数，每两年一次，以使其成为连贯的能够纵向比较的指标，能成为各地的公共治理寻求进步的参考。

(刘林 撰稿)

免责声明：本文所载资料仅供参考，并不构成投资建议，世华财讯对该资料或使用该资料所导致的结果概不承担任何责任。若资料与原文有异，概以原文为准。

世华财讯资讯中心：editor@shihua.com.cn 电话：010-58022299转235

http://www.caijing.com.cn/2009-04-30/110157896_1.html

GDP的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公共事务管理水平的提高。2009年4月30日，一份名为《公共治理指数项目报告》的研究报告得出了上述结论。

　　这份报告由著名的民间学术机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公布，为研究所主持的“中国省会城市公共治理指数”课题成果。

　　天则经济研究所委托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进行调查，共收集了6449份问卷，由此给出了2008年中国各省会城市的公共治理得分情况。得分高，意味着地方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并通过不同群体之间的协商对话来管理公共事务的水平也越高。

　　报告显示，2008年公共治理指数与人均GDP之间并不存在相关关系。根据调查数据，除拉萨外，全国30个省会城市中，杭州市公共治理情况最佳，上海、长沙、成都、重庆、西安、北京六大城市得分均较高，而昆明、贵阳、太原三个城市则排名末尾。

　　课题负责人茅于轼教授指出，这一调研结果再次为“唯GDP论”提出了反驳论据。

治理方式评价最低

　　从理念看，公共治理强调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各种民间组织机构的参与，强调政府机构与社会组织间的共生与互动。在天则经济研究所报告所支撑的体系中，公共治理的核心在于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

　　“公共治理评价不能仅仅等同于政府行为和绩效的评价，”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业安解释道：“政府是治理公共事务的重要主体，但不是惟一主体，居民个人、诸多的非政府组织也都是公共事务的治理主体。”

　　除了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公共治理的理念还强调公共事务本身内容的多元化，以及治理机制的多元化。

　　“天则公共治理评价”采取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针对“公民权利”“公共服务”“治理方式”三方面内容，向30个省会城市的居民收集了6449份问卷。其中，“治理方式”由民主、透明、多元、参与、效率、廉洁六个指标构成。

　　根据2008年被调查者在各分指标上打分的情况，“治理方式”的得分最低。其中，“多元”和“选举”两项得分尤其低。

　　问卷就“多元”设计的问题涉及公民对民间组织的参与情况，“选举”则包括公民对人大代表制度的认知、实践情况。此二项指标偏低，也都反映了中国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公民对公共事务参与度较低、公民民主选举权利未得到有效行使。

治理水平与GDP关系不大

　　根据研究数据，杭州市在2008年公共指数总指数得分最高。上海、长沙、成都、重庆、西安、北京六大城市公共治理水平较好。昆明、贵阳、太原三个城市排名末尾，公共治理水平较差。

　　研究者将公共治理指数与人均GDP、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的指标比较，发现公共治理各指数与其均有正向相关关系，但很多相关性并不显著。

　　如人均GDP在各省会城市中遥遥领先的广州市，其公共治理指数反排倒数第四，是经济发达城市中公共治理状况表现最差的。尤其是“公共安全”和“公共道路交通”两方面，“公共安全”得分全国最低，公共服务各方面有待改善。此外，在治理方式上，广州除在“透明”“多元”和“参与”方面的得分明显高于全国平均分外，其余指标得分均较低，“政府信任”一项再次垫后。

　　还有一些城市人均GDP等经济指标接近，但公共治理状况却存在较大差异。例如成都的人均GDP略低于太原，但成都的得分是太原的1.2倍。

　　对此，茅于轼教授指出，一个地区的公共治理情况需要多维度考量，并非仅与经济发展相关。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业安以杭州市为例，该城市的经济并非全国最发达，但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政府能迅速做出反应，发放旅游券、消费券，有可能就此赢得公民认可；杭州市的政府管理能力也不一定是全国最好，但可能因其透明度较高，而给公众留下好的印象。“政府的工作不在于做了多少，在于工作是否有效果，能否得到公众认可，否则就是浪费资源。”

居民利益表达不充分

　　公民对公共治理的参与，与利益表达机制的畅通与否密切相关。

　　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公共治理评价体系，还提供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对于公共活动的参与程度指标。其中，参加公益组织、社区活动和“与朋友讨论”的参与率比较高。

　　随着网络的普及，“上网讨论公共事务”也成了人们参与公共活动的重要方式。但是，对“上网讨论公共事务”积极参与的不到11%，74%的人“根本不参加”或“根本不积极参加”。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的罗楚亮教授对此表示，尽管从一些个案来看，网络对于公共决策具有一定程度的监督作用，但总体而言，网络更倾向于充当信息传递的工具。

　　调查的数据显示，对政府的意见和抱怨，53.5%的被调查者选择了私下讨论或不提出的方式；对一般性的社会公共问题，只有19%的被调查者表示，曾通过一定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罗楚亮教授认为，这说明居民的利益表达似乎仍不充分。■　

让我们重新去阅读格兰诺维特吧!重新认识到信任等非物质因素在组织和社会交往中的重要性。钱是重要的,但肯定不是唯一的。因为我们都像一个个棋子,被镶嵌在巨大的社会网络当中。 　　当张三决定去找工作时,也就意味着他走入了劳动市场。按照经济学最基本的解释,现在张三是供给方,企业是需求方。企业是要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通过权衡雇佣张三所能给企业带来的好处以及可能需要支付给张三的报酬,来决定是否雇佣张三。而张三作为劳动供给方,需要权衡从劳动中所得到的好处以及自己所付出的代价,通过权衡,张三决定是否接受劳动合同。在劳动市场上,类似张三的劳动者和企业都需要不断地做出上述权衡,以决定是否签劳动合同。只要劳动者和企业都是自由选择的,那么各自都能选好自己满意的对象,此时劳动市场达到所谓的均衡。该招人的企业都招到自己满意的人了；该找工作的人都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了。 　　在上述过程中,实际工资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对企业来说,实际工资就是雇佣员工所要付出的代价；而对劳动者来说,实际工资就是工作所得。因此,实际工资在劳动市场上,就如同一个杠杆,有效地调节着供求双方的行为。当市场上供过于求时,实际工资会下降；反之则上升。通过工资的调节,市场才能够取得均衡。如果我们看到市场上存在一些人找不到工作,那么就可以认为,是这些人可能不愿意接受合适的报酬,比如嫌工资低；或者工作不合心意；或者正处于寻找期；甚至根本就不愿意工作。给定实际工资的灵活调整,至少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劳动市场会自动出清。 　　经济学所描绘的这幅画面是非常美好的。市场出清时,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当然,在现实当中,劳动市场和我们设想的不一致。经济学家主要发现了两个问题:第一,劳动市场的制度因素可能导致实际工资不是很灵活变动,比如劳动合同的签订不是同一时间；存在工会的干预；甚至存在政府对工资的管制等等。第二,就是信息因素。在劳动市场上,寻找工作的人可能需要花时间去了解有关企业的各种信息；而企业也需要通过各种笔试面试来获得求职者的各种信息。即便如此,还是会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特别是企业对求职者的能力不可能完全了解,这种情况下就可能出现低能力的冒充高能力的。按照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劳动市场上出现了逆向选择,劣币驱逐良币了。因为这些制度和信息因素的存在,会导致劳动市场实际工资不灵活,并进而导致市场无法出清。结果不情愿的失业出现了。 　　但是,上述制度和信息因素是否真的如理论所预想的那样厉害呢?让我们看看现实的劳动市场。假如你去找工作,你首先会怎么做?一方面,你肯定要投递简历,然后参加各种笔试面试,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这就是为了尽可能降低信息不对称,求职者依此来发送信息,让企业更多地了解自己；但另一方面,你肯定还有其他办法让企业接纳你,经常用的就是通过朋友、老师、亲戚等介绍或者推荐。由于推荐人本身是可以让企业信任的,通过介绍和推荐,实际上大大降低了寻找工作的信息成本。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劳动市场上存在大量的关系网络,那么这个网络实际上就可以起到缓解信息不对称的作用,并且促进市场出清。那么是否存在这个网络呢?早期的经济学家并不在意这点。但有一个社会学家,名叫格兰诺维特的,却深切意识到这个网络的重要性。 　　格兰诺维特发现,在劳动市场上,个体不可能像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设想的那样独立决策,同时个体也不可能完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他看来,个体还是个体,不过是嵌入在某个社会网络当中的。譬如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个体,经常思考着各自所需要的各种权衡。但同时我们每个人又都处在各种亲朋好友编织而成的巨大网络当中。自己的决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个网络的影响。最形象的例子就是婚姻。按照新古典理性经济人模型,进入婚姻之前,男女双方根据自己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求解,依此来决定各自的婚姻行动。但格兰诺维特则告诫你:你和对方结婚,并不仅仅是嫁(或娶)对方一个人,同时还要看到,对方的身后附加的一个亲朋好友组成的网络! 　　毫无疑问,格兰诺维特所提醒人们注意的问题,实际上是每个人在决策时都必须面临的。在经济学中,过去不存在这种社会网络的概念,也不需要在意这种社会网络的影响。假如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那么博弈论也可以假定两个代表性当事人的策略选择,然后推广到N个人,无需考虑多几个人后可能会产生的化学反应。因此,利益以外的因素是不存在的。人和人之间只能相互算计。即使有文化之类的东西,那也是无限次算计的结果。但是,格兰诺维特明确指出,如果个人是镶嵌在一个网络当中的,那么信任就非常重要。因为信任是维系网络稳定和持续的重要力量。比如,如果是一个好朋友推荐某个人来单位工作,那么凭借对这个朋友的信任,你无需算计,也可以很信任地接纳新员工。同样,朋友之间互通信息和帮助之类是经常不算计的。类似的,在一个单位中,上级没必要像防贼一样防着下属。好的领导总是对下属表示信任。因此,在一个好的组织当中,往往在物质激励之外,赋予了很多非物质的交流和激励,比如情感,比如信任,比如尊重等等。 　　格兰诺维特的这些思想对后来的社会经济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笔者十年前就已经非常关注他的思想,并且在一些研究当中开始运用这些思想来试图解释中国的制度变迁。但受制于当时的文献信息,国内只有部分学者对其比较关注,影响范围也是局部的。所幸现在有了《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一书,其中收录了他的代表性论文,这样就可以使得更多的国内读者对这个杰出学者进行全面地了解。在这个论文集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镶嵌这一思想的来源,而且还能够了解到他关于门槛效应以及弱连带在社会交往中的作用。特别是还能够知道他的思想在分析劳动市场以及企业内部组织方面的巨大优势。 　　格兰诺维特之于学术,就是很大程度上引发了新经济社会学,在他之后,不仅新制度经济学和社会学紧密融合,而且还逐步引入了经济学的最新进展———行为经济学,讨论信任和个体偏好的关系,由此使得我们得以更深入地理解社会经济变迁。当然,在如今的学术界,新经济社会学已成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如果你对这些学术研究很感兴趣,当然可以阅读刚刚出版的斯梅尔瑟和斯维德伯格的《经济社会学手册(第二版)》(华夏出版社,2009年)。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格兰诺维特所引发的各种研究成果的总结。所谓手册,当然就是精华的汇总。在国外,这种学术性手册中的每一章节都是该领域中最杰出者撰写的,都是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的一个系统综述,故此对于研究者来说,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让我们重新去阅读格兰诺维特吧!重新认识到信任等非物质因素在组织和社会交往中的重要性。钱是重要的,但肯定不是唯一的。因为我们都像一个个棋子,被镶嵌在巨大的社会网络当中。格兰诺维特在朝你微笑,假如你认识到,每个决策背后的网络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