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既得益于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不断投入，也得益于对市场化红利的持续分享。后者可能是更为关键的因素。因为市场化不仅增加了要素的流动性，盘活了价格机制，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而且更重要的是改进了经济活动参与人的激励，无论居民、企业还是政府官员，都有足够的动力去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按照亚当·斯密的看不见手的指引，不知不觉中也就增进了国民财富。改革开放的实质就在于逐步松绑这只看不见的手，让它翩翩起舞，造物百姓。

不过，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孕育出这只看不见的手，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即使赞成者本身也有一个逐步认识和适应的过程。如何才能让这只看不见的手更有力量？中国的政府官员更替中流行这样一句话：扶上马，送一程！这句话显示了官员之间的和谐和传承，有利于权利的平稳过渡，从而不会给社会经济带来震荡。实际上，这句官场流行语本身也恰恰反映了渐近式改革的性质。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在进行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不仅要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逐步推上历史舞台，更要在市场逐步发育时，倍加呵护，直到其真正主导整个社会经济系统。

政府和市场的这种亲密关系一直被经济学家所推崇，并作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最重要的因素。钱颖一等人由此提出了一个“经济联邦主义”假说，按照这假说，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在经济事务上进行分权，比如实行财政包干制，从而让各级地方政府获得了一定的资源配置方面的自主权，这就打破了过去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整齐划一的格局，地方政府现在有了自己的舞台，为了寻求本地的利益最大化，就会采取保护市场的策略，并和其他地方展开竞争，结果客观上起到呵护市场的作用，促进了经济发展。因此，这种经济领域的分权改革有助于市场的发育，故而被看作是“市场保护型或者增进型”的改革模式。

中国的这种地方政府介入经济发展的模式甚至被一些学者解读为对华盛顿共识的否定。反对华盛顿共识的学者们认为，在非洲一些地方进行的激进式改革并没有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相反，界定私人产权、推崇市场等方式导致了这些地方腐败盛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分配方面严重不公平等等。而中国通过建立地方政府所有权的模式，有效地克服了私人产权制度的不足。在这些学者看来，基于地方政府的产权安排要比基于居民个体的产权安排有效的多。我相信这些用中国事例反对华盛顿共识的声音一定没有仔细研究或者解读过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真实制度变迁。这些学者仅仅通过表象来推断结论，仅仅提炼对自己观点有利的证据，而忽视了内在的真实的证据。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恰恰是一个逐步缩小地方政府所有权的过程。在传统体制下，政府拥有几乎全部的资源，改革开放以后，除了土地和矿产等自然资源外，关于生产和商业领域的众多资源逐步民营化，这一民营化的过程一方面通过直接的国有和集体企业转制的形式实现，另一方面通过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兴起来完成。特别是早期的乡镇企业，经常被国外学者误解为属地方政府所有权的企业，但熟悉这类企业的人都知道，这只不过是私营企业戴了一定红帽子而已。随着中小私营企业的力量的壮大，市场也开始逐步扩展，劳动和资本的价格优势使得相关企业迅速扩展，并在普通的消费品和工业产品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

可见，正是不同形式的私营企业的崛起，才促成了中国的增长奇迹。当然，私营企业之所以能够在市场的指引下舒服地运转着，是得益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呵护。市场增进型改革胜过华盛顿共识的说法在这个地方看似找到了证据。但在这里我不仅要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政府愿意呵护市场呢？其激励在何处？对这个问题的解读涉及到这种激励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首先，我们看到，随着政府体制内部的分权化改革，特别是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有了自身的利益，并且这一利益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是兼容的。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上级考核的重心就是经济发展，当地经济的好坏显然和官员升迁关系密切；同时，假如某些官员寻求租金最大化，那么也只有在当地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才能够获得更大的租金。所以，无论从政治利益看，还是从经济利益看，官员的目标和当地经济发展都是兼容的。这就是官员愿意竞争和增进市场的主要激励。

其次，我不得不提醒读者，上述解答不过揭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政府能够呵护市场，还在于自己能够控制市场。或者说，对政府而言，市场就是孙猴子，无论如何折腾，也翻不出政府这个如来佛的五指山。政府气定神闲地看着市场的扩展，就在于心里有数。这种看得见的手在背后的控制力往往被反华盛顿共识的学者们所忽视或者轻视。政府如何控制市场呢？很简单，控制土地和自然资源，通过控制金融机构来控制资本供给，这两项也就意味着对企业生产要素的价量有了一定的控制力；再加上通过户口、各种收费以及就业指导来限制劳动力流动，政府几乎把握住了企业的成本命脉。企业想要获得高盈利，就必须和政府合作，而不是寻求好的盈利模式。同时，政府还通过国有大型企业来控制各个重要行业，这对其他私营企业的产量和需求对有重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增进型改革相当于国家对民间的让利。既然是让利，那么可让，也可不让；可以让得多，也可以让得少。

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光看政府对市场呵护的一面，还要看到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以及对市场扩展的限制。市场增进型改革模式虽然看起来比华盛顿共识的药方来的缓和，但可能会给未来埋下致命的祸根。关于这一点，下文再谈。

xiaolingMM在法国厮混多年，终于放不下航海的梦想，回到上海加入博纳多，做她的航海事业。见到她就回想起浙大的岁月。浙大总是能够培养出非常有个性的杰出人才。这也是我最钟情浙大的缘由。一所好的大学一定要有好的传统。没有传统的大学终究还是缺乏坚实的根基，也就缺乏上升的空间。这是建国前后创立的大学之间最本质的区别。

回到月饼的话题。我太太则依旧钟情双黄白莲蓉的传统月饼。不过她对廿一客的包装倒是非常感兴趣。

柚季

柚子口味

Grapefruit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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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爱把柚子皮剥成四瓣，取出果肉，点根蜡烛，缠上绳子就成了花灯，在月光下提着到处走。“ 八月十五月儿明 ” ，现在哼起来，还有着一缕淡淡的柚子香。

原料： 柚子、 新西兰淡奶油 、比利时白巧克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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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白

茉莉口味

Jasmine While

Jasmine Taste

美食是为了味蕾的愉悦，故乡是为了灵魂的慰藉。酒酣耳红的时候，和乡愁一起涌动的，还有多年前老家门口的那一抹茉莉白。

原料：福州茉莉、 新西兰淡奶油 、比利时白巧克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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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需要通过宏观调控来治理通胀，但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乐观地预见，今后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能够保持在10％左右，这依旧是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数据。从1999年开始，我国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并进入两位数的增长率区间，在外国人看来，就是一个奇迹。这当然可以用底子差、改革红利、人口红利等等来理解，不过勿庸置疑，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能够持续近10年的高增长，无论如何都是罕见的。即使在美国次级债的恐惧弥漫的今天，绝大多数人也还是没有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失去信心。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功的经济增长俨然成了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体典范。相关的文章和书籍无一例外地都把这一增长奇迹作为解剖对象。在一系列的掌声中，我们还是能够发现零星的异议。这些质疑声有些是针对统计数据本身，只是研究中国经济的人多了，最终也发现中国的统计数据也没有这些国外学者想象的那么坏，很多数据的质量甚至非常好。撇开统计数据问题不谈，还有另外一些质疑声，那是对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力量的疑惑。不过无论怎样疑惑，中国的经济还是再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着。

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决定一国增长的不仅有劳动和资本等要素，而且还有技术和制度等。如果不考虑技术和制度，那么落后国家由于劳动和资本相对便宜，也就获得了所谓的比较优势，可以吸引企业迁移，并实现经济体的飞跃。很显然，如果一个经济体是落后的，其GDP的基数也就少，稍稍增加一些，也就显得增长率较高。这就好比一个穷人，原先每个月才挣100块，现在每个月能够挣120块，那就是20％的增长率啊！而对一个富人来说，可能每个月1万块，如果现在每个月增加1000块，其增长率也才10％而已。所以，高增长率一点也不希奇。

进一步看，如果不考虑技术和制度等因素，如果落后的经济体一直都能够高速增长，那么总有一天会赶上发达的经济体。这个被经济学家称为“趋同”。也就是说，只要落后者的增长率比发达者高，前者就能赶上后者。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游戏，可它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劳动和资本的价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落后的经济体逐步变得有钱，劳动和资本的价格也就随着上升，这个时候，原先的比较优势就会慢慢丧失，其增长率也会慢慢下降。比如，现在我国沿海地区的劳动成本明显高于周边的越南等国，就导致大量的企业会迁徙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这种迁徙不会等到我们赶上美国才会发生，而是在开始追赶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

想想也挺可怕。我们在奔小康的同时，也在构建奔小康的障碍。穷有穷的痛，富有富的苦。看看，涨工资了吧，物价也涨了，房子也涨了，资源也涨了，结果自己还是一个穷人。不仅穷，而且还很可能失去挣钱的机会。如果没有新的企业填补迁出企业的空缺，并且如果没有措施能够留住当地的企业，那么落后的经济体追赶到半山腰，也就歇气了，结果趋同总是不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有一些法子能够让歇气的人补充能量，重新焕发精神，大踏步地直奔山顶。什么法子能够像老山参那样提神呢？经济学家开出的方子就是技术和制度。技术能够让经济越跑越快，而制度又能够让技术越跑越快，两者配合得好，再落后的经济体也能像刘翔那样飞了。

问题恰恰在于，落后的经济体往往没有好的技术，更没有好制度生长的土壤。如果没有好的制度，技术无法发芽。这就意味着要对症下药，必须从制度着手。可是当经济学家试图开出一个标准药方，上面写着产权清晰、私有化、竞争市场等几味药的时候，发现这个药方对落后经济体几乎没有太多用处。因为这些药方相继滋生出了腐败、权贵和不平等。是药方错了吗？华盛顿共识现在显然不太受欢迎，即使这个共识已经被大大扩展了。而中国经济增长的事例恰恰被用于反华盛顿共识的生动事例。知名学者、哈佛大学的罗德里克教授在评述世行关于九十年代经济增长的总结性报告时，就明确指出，中国恰恰是采取产权归地方政府所有的办法来规避了华盛顿共识的潜在危险，创造出了增长奇迹。这一点国内的一些知名学者在早期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比如市场竞争更重要；产权模糊更有效等等。

但问题在于，用中国事例来反对华盛顿共识似乎有点文不对题。现有的证据是，恰恰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过程在不断推动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或者说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其实在持续享用着市场化红利，而在这个市场化的过程当中，产权正逐步按照华盛顿共识的精神在逐步明晰。并且从地区看，的确产权明晰在地方政府手中要好于原先的旧体制，不过恰恰还有一个层次的现象被反华盛顿共识的学者们忽略了，那就是：产权明晰在家庭和个人又要比明晰在地方政府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浙江，浙江是整个中国大陆经济最有活力、发展最好的地方，而恰恰是这个地方的市场化相对其他地区来说更彻底，相应的也就获得了更大的增长支撑。

不过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有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渐近方式创造出了一个层级非常明显的产权体系和演变路径，而不像华盛顿共识及其扩展范式所要求的那样，需要一步到位。这恐怕是中国的改革和其他落后经济体关键的差异所在。如同中西医的差别，西医要求药到病除，实在不行就进行手术，看似能够短期内解决问题，但经常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则完全相反，讲究慢调，通过合理的配方以及适时的灵活的调整，来逐渐调理身体，使之最终健康。中医是典型的渐近式疗法，但往往能够治本。所以，在这种中医式的改革方式下，我们能够看到五花八门的产权模式，不过形式上的多样化不能掩盖实质的一致性，那就是能明晰的部分都逐步得到明晰，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华盛顿共识及其扩展范式错了吗？通过中国的特定事例似乎得不到肯定的答案。恰恰相反，中国的增长奇迹似乎在预示，可能的错误在于经济学家在推进该共识的过程中所采取的西医式的疗法，方子没错，执行方式错了。

公共品的自愿供给机制：一项实验研究

周业安  宋紫峰

摘要：本文在一个典型的公共品实验环境中考察了公共品覆盖人群大小、个体投资于公共品的边际收益、初始禀赋和社会关系对于其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影响、验证了对公共品自愿供给现象的不同解释、并且通过将之与已有的源自不同国家的相似实验研究进行对比，继而说明经济个体的社会偏好的某些固有稳定性。这个结论对于我们理解经济活动中的各种行为，尤其是公共品自愿供给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公共品  自愿供给  实验经济学

一、导言

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公共品由于其固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会出现自愿供给不足的情形，因而需要政府介入。Samuelson（1954）首先证明了公共品供给的一阶条件。在此基础上，后续的研究开始关注参与人效用函数以及公共品生产的技术特征对公共品供给本身的影响（参见Mueller（2003）对这些代表性成果的综述）。尽管Buchanan（1965）提出了俱乐部机制，而科斯（1974）更是以灯塔为例说明公共品私人供给的有效性，但奥尔森（1965）的免费乘车者的出现，还是大大弱化了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可行性。按照这些新古典理论，集体规模以及成员个体公共品投资的边际收益等决定了公共品自愿供给水平。 但是，随后大量的实验经济学研究表明，集体成员的免费乘车动机是有限的，公共品自愿供给能够达到一个可观的且稳定的水平，这和新古典模型的预测完全不同（Ledyard（1995）详细综述了相关的早期实验研究成果）。

这些实验研究认为，突出集体成员的免费乘车动机源于新古典理性人假定对个体成员偏好的错误理解。在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看来，理性人假定是不符合心理事实的，个体成员具有某种社会偏好。按照Fehr和Fischbacher（2002）给出的定义，这种社会偏好是指在个体的效用函数中会考虑他人的选择，具体表现为互惠、不平等厌恶、纯粹利他等；这种对社会偏好的理解和集体选择理论中基于个体偏好加总的新古典式的社会偏好完全不同。后续的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研究中关于社会偏好的定义基本上都与此类似，并且这些研究确实发现了社会偏好的存在，这方面的综述可参见Fehr和Schmidt（2003）以及Sobel（2005）。近期的研究更是讨论了社会偏好的形成，例如Henrich等（2001），Lévy-Garboua等（2006）；并进一步通过实验方法来检验社会偏好的性质及其存在性和稳定性，例如Charness和Rabin（2002）以及Cox和Sadiraj（2007）。

很显然，社会偏好的存在会降低个体成员免费乘车的动机，并提高公共品自愿供给水平。基于此，越来越多的实验经济学家开始在公共品实验研究中引入了Fehr等人所定义的社会偏好，例如最近 Fischbacher和Gachter（2006）就通过实验方法讨论了异质社会偏好对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影响。然而，对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定量分析在国内目前还非常少见，运用实验室实验方法来对该问题加以深入研究的文献目前还没有出现。中国过去的公共部门基本上是由政府统一控制，社会成员自愿供给公共品的空间非常小，在这种环境下，中国社会中个体成员的公共品自愿供给行为是否和其他经济体中成员的行为类似？其影响因素也是否类似？社会偏好是否会起作用？所有这些问题目前都缺乏相应的科学证据。而只有对这样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才有助于在经济转型的同时，通过社会成员更多的参与来实现社会的转型。

本文试图进行这方面的初步研究工作。本文的研究采用了标准的实验经济学方法，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在一个典型的公共品实验环境中研究了组、个体投资公共品的边际收益（MPCR）、初始禀赋和社会关系等因素对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影响，验证了不同理论对于公共品自愿供给现象的解释力，并且进一步说明了Fehr等人所定义的社会偏好（尤其是互惠）和公共品自愿供给的相互关系。其中，虽然在典型的公共品实验环境中，文化背景因素被最大限度的剥离，但是由于被试的行为方式并不是在实验过程中形成的，而是受到其长期以来受到的教育、感受到的文化氛围、信守的道德准则等因素的影响并会在实验过程中寻找生活原型，因此这些因素还是会影响被试的选择，所以本文在将实验结果与使用外国大学生作为被试的其他相似实验结果进行对比的基础上指出：公共品自愿供给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会超越文化因素的影响而显著存在，这也说明了社会偏好所导致的某种固有的行为模式。

下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综述了国外有关公共品自愿供给机制（Voluntary Contribution Mechanism，以下简称VCM）的实验室实验研究并简要介绍了本文使用的社会偏好概念；第三部分详细介绍和分析了本文的实验设计；第四部分对实验结果进行总结、分析和解释；第五部分对社会偏好和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关系进行进一步说明；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以下从略）

原文刊于《经济学家茶座》2008.2，总第34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

张三是一个木匠，手艺在方圆几十里也都算得上一号了。虽然现在很多年轻小伙都热衷出外打工，但还是有一些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追随张三学本事。这不，李四也来找张三了。原来今年李四的儿子李小四没考上高中，在家中也无所事事，李四就想让他跟张三学个木匠手艺，以后好安身立命。不过徒弟也不是随便收的。除了要考虑邻里关系，还要看小孩的品质，比如是否老实、是否勤快、是否孝顺等等，有些还在意孩子是否具有灵气。不过一般来说，基本的人品以及身体条件是最关键的，因为都是乡邻，相互之间好歹知道一些，并且碍于面子，也不好要求太多。所以张三也就答应了。

这样，李小四就顺利地进入张三家，成为其学徒。当然，为了当这个学徒，他父亲李四免不了要给张三师傅送些烟酒之类的作为见面礼和拜师礼。过去据说还要举行一个拜师仪式，现在一般都不用了。双方点头答应，张三接受了李四的礼物，也就算是订立了契约。李小四也就正式成为张三名下的签约学徒。一旦成为学徒，李小四就得跟着张三到处干活，在没有活干的时候，或者在张三那儿的活干完了，李小四就可以给自己家干活。注意：张三和李小四之间的所谓合同实际上是没有书面约定的，而是大家心中有数的，也就是所谓约定俗成的。按照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他们之间的契约是隐性的。

张三和李小四签订的这份隐性契约到底约定了什么内容呢？我们先看作为师傅的张三的得失。张三付出的就是教会李小四木匠手艺，得到的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徒弟李小四过年过节送的礼物，按照农村的习惯，过年和中秋两个大节是必须要送的。第二，李小四跟着张三干活，张三不用支付工钱，相当于雇了一个免费的劳力。当然张三要管饭，过去其实饭钱已经算到总的工钱当中，由需要做木匠的人家支付。现在时兴包工包料等方式，师傅会支付给徒弟一个最低报酬，也就是吃，有些慷慨一点的师傅还会给一点零花。当然，支付多少看师傅个人。第三，在农活较忙时，作为徒弟的李小四还得帮师傅家干农活，师傅会招待徒弟吃饭，但肯定不给工钱的。如果李小四出师了，也就意味着学徒合同到期了。这样第二和第三项也就无需继续执行，但第一项还是要继续的。除非师徒后来关系搞僵，否则第一项会一直持续。所以表面上看，和后两项相比，作为师傅的张三从第一项中所得并不多，但如果考虑一个长期性，那么其净现值也是相当大的。

对李小四来说，所得就是学到手艺，所失除了上述三项外，还可能面临师傅责骂的心理成本。但无论如何，李小四如果学成了手艺，就可以终身受用，这样他的收益就不仅仅是暂时的，而是一生的作为一个木匠的收入，也就是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等。他付出的成本可以是学徒期间的，也可能会是一身的，这要取决于李小四是否孝顺。如果李小四是一个孝顺之人，那么可能在张三的有生之年，都会对张三进行一定程度的支付。如果李小四不是一个孝顺之人，则在学徒期结束，就会停止对张三的支付。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张三是一个一生收入最大化者，就会担心李小四是否长期支付的风险。显然，对张三来说，李小四的行为在未来是不确定的，不可预期的。

作为师傅的张三还面临另一个风险，那就是来自徒弟的未来市场竞争。如果张三在方圆几十里是业务独占的，那么他辛辛苦苦培养出来李小四，以后就意味着在这个市场上，有了两个木匠，市场结构由此成为双寡。张三收的徒弟越多，潜在竞争对手也就越多。所以张三在收徒的决策中，必然需要充分估计市场容量后才决定的。当他决定收李小四的时候，应该已经知道，这个市场足以容下两个木匠。也就是说，张三是一个理性经济人，会精确计算收徒的可能得失。即使有时候迫于人情，不得不收超出市场容量以外的徒弟，张三仍然有办法来调控市场竞争。手段很简单，降低对徒弟的知识供给。这样徒弟即使出师，仍然不及师傅，也就不够成对自己的威胁。这种徒弟满师后，最多也只能做做师傅愿意放弃的活儿。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对张三来说，所面临的风险几乎都来自对徒弟品质的判断上。李小四是否长期支付，也就是孝敬师傅，取决于其人品；李小四是否会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和自己对立，取决于其学习能力，但同时也取决于其人品。李小四具有年龄和知识基础上的优势，如果李小四的学习能力较强，那么很容易接受新事物，就可能通过业务创新超越张三过去的手艺。如果此时李小四人品也不好，就可以采取两个方式打击师傅：第一，抢师傅的市场份额；第二，通过自己待徒弟，来扩大地盘。而如果李小四人品好，那其强学习能力反而对张三是一个福音，因为能干的徒弟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市场声誉，而且这个徒弟人品又好，就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和自己采取合作的方式，共同维护和培育当地的市场。这就意味着一个好人品的徒弟是可以做到和师傅在业务上的一体化的。即使两人在观念上可能存在冲突，但也不妨碍双方的友好合作。

因此，在师傅选择徒弟的过程中，人品总是第一位的，学习能力仅仅是第二位的。注重人品，并不是说其决定生产率或者其他，而仅仅是徒弟的人品对师傅未来的收益影响最大！由于师傅们都是理性经济人，都会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共识，也就是行规。在过去，所有的行规主要就是针对徒弟的品行的。大家不妨看看。直到现在还有众多的人认为，这种对行规的重视是中国自古以来道德水平高的体现，恰恰相反，在我看来，伦理导向的关系治理模式根本不是出于道德的考虑，而是利益的考虑，也就是说，仅仅是出于保障师父们未来的持久收入最大化，通过道德教化的方式来化解可能存在的风险。过去我们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也就没有化解风险的正式制度可言。在这种情况下，以行规形式出现的道德教化体系就显得非常重要，通过进一步把各行业的行规中的道德伦理部分上升到老百姓的普遍道德操守，那么一个社会整体的道德治理模式也就此形成。过去对社会的治理主要依赖伦理道德，而不是正式的法律规章，就在于此。儒家思想也就此有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社会基础。

从治理效果上看，道德治理模式未必输给法治模式。但是，道德治理模式却有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会阻碍知识创新，这一点是很多遵从儒家的人所意想不到的。前面我们谈到的张三和李小四的故事，实际上是中国自古以来无数师傅待徒弟的故事的缩影。而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模式恰恰是中国古代知识教育的主体。可能有些人会反驳，认为中国的古代的确存在学校，比如私塾、书院等等，后来还有正式的国立学校。但请注意，几乎所有这些所谓的学校所教授和传承的无非是针对高考的，而不是针对生活、甚至生存的。相对人口总量而言，能够参加高考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老百姓要考虑的，还是生计。但生计也是需要学习的，又没有正式的学校，怎么办？通过拜师就成了唯一的途径。所以，在我看来，中国清末以前的教育体制就是一个师傅带徒弟的体制，和各种私塾和书院等无关，也和皇帝创办的学院无关。可能这些人又说，现在的教育体制不也是针对高考吗？还清注意，现在的高考和过去的高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现在的高考让学生上大学，目的是为了让这些学生学习有关生计的知识，和过去师傅带徒弟是一致的。而过去的高考就是为了做皇帝的犬马，其所学、所用都是局限在道德治理范式中，和日常生活无关。我从来不相信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而恰恰是这种代表性的说法形象地展示了过去的道德治理范式，并解释了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很少有科学技术进步、正式的法律民主制度以及老百姓的基本权利保障。

看了张三和李小四的故事，大家至少明白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治理模式的微观基础在哪里？师傅带徒弟制度至少是一个关键的基础。因为这种教育制度可以阻碍创新，所以反而符合道德治理模式的要求，两者相得益彰，虽维系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但也带给中国人几千年的不幸。为什么师傅带徒弟的模式会阻碍知识创新呢？原因已经隐含在前面的分析当中了。我们已经说过，作为师傅的张三未来的持久收入面临两大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一是徒弟李小四可能不孝顺；二是徒弟可能和自己竞争，甚至恶意竞争。而要充分化解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张三师傅可以有两个办法：第一，从源头把关，把人品作为选徒的首要标准，并把徒弟的道德操守作为行规固定下来，传承下去，作为约束徒弟的非正式的制度规范；第二，在教授徒弟知识的过程中，张三得学会留一手，除非张三对李小四的人品已经充分判定了，张三才有可能会把绝活传给徒弟，但由于判定一个人的品行是漫长的过程，所以经常在张三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没有来得及传授绝活。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人品是一个不容易度量的指标，或者用经济学的术语说，人品是私人信息，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度量人品的成本实在太高，以致于不可度量。可能一些人不同意我的看法，所谓三岁看到老，其意思就是人品其实从小就能够看出来。这种看法实际上假定了人品的外生性，即天生的，而不是后天习得的。但恰恰相反，一个人的品行是后天习得的，是内生于社会交往当中的。利益的诱惑、家庭的因素、师傅对自己的态度以及社会中其他的因素都会改变一个人的品行。正是因为人品的这种内生性，导致了其不确定性。对张三来说，与其花成本去过多鉴定李小四的人品，还不如一开始留一手，很显然，留一手是一种更有效的治理师徒关系的机制。同时，为了降低未来竞争的风险，张三更愿意招老实人，而不是聪明人。当然，老实人未必不聪明，但对张三来说，宁可要一个不聪明但老实的，也不愿意要一个灵活且聪明的。

其实，在带徒弟的过程中，另外两种方式对知识创新和杀伤力也非常大。一方面，张三可以通过控制徒弟的数量来维持市场的垄断势力。如果没有外来者，通常方圆几十里就是张三的市场范围。而在一个乡土社会中，即使有外来者，通常进入一个市场的代价也是非常巨大的。和本地手艺人相比，外地手艺人一开始就处于竞争的劣势，能够本地化的外地手艺人非常少。在这种情况下，本地木匠行业的竞争程度就取决于张三所带徒弟的多少。培养的徒弟越多，以后的行业竞争就越激励。通常为了保证自己未来的收益流，张三就能够通过控制本地徒弟的数量，或者带外地徒弟的做法，来维持自己的市场垄断势力。进一步看，如果没有师傅的指导，其他人通过自学是比较难以进入市场的，所以也不会形成一个可竞争市场格局。这样，在一个缺乏竞争的行业中，不仅知识的交流非常有限，而且知识的创新动力也不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传统的手艺人技艺进步非常缓慢的原因。

仅此还不够。张三还要防止自己看走眼，万一出现一个非常能干的徒弟，该徒弟人品也不错，但还是和自己形成了激烈的竞争。特别是，该徒弟很有事业心，可能不满张三的保守态度，双方仅限于工作的冲突，和人品无关。这个时候，张三该如何应对？显然，一个非常能干的徒弟会吞噬自己的市场份额，甚至很可能通过创新来加速自己的知识折旧，从而迫使自己退出市场竞争。这也是作为师傅的张三所不愿看到的。出现这种情况不仅会损害到直接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可能损害到自己的地位和面子。正是基于此种原因的考虑，张三必须设法对行业知识形成一定的专属性，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尽可能不然行业知识标准化。其实要做到知识的非标准化非常简单，就是在行业内指导徒弟只能通过口传身授。其实武侠小说当中，经常看到一些天才通过秘笈来练成绝世武功的。这恰恰是因为在现实世界当中，要么找不到书面的秘笈，要么根本无法通过秘笈来练成本事，所以人们才只能在小说当中想象而已。

口传身授的教学方式和波兰尼所讲的“默会知识”无关。波兰尼的这种分类是相对于可以通过书面正式标准化传播的知识而言。而中国传统上所采取的口传身授方式仅仅是师傅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的有效方式。非标准化的教学非常有好处，因为一是可以阻止自己的专业知识的传播，二是可以控制徒弟的知识结构和知识水平，三是形成所谓的行业门槛，如此一来，无论是徒弟还是局外人，在没有张三的口传身授时，都很难掌握完整的专业技能，也就很难和张三竞争。除非李小四是一个天才，否则根本不可能超越张三。

结果，我们看到，张三通过重人品而轻其他、留一手、控制徒弟数量以及采取非标教学等，终于可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实现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的化解，也就是说，张三找到了有效保障自己权益的方式。但恨不幸，恰恰是这些方式，无一不在伤害着知识的创新能力。我们可以看到，一门手艺多少年来都缺乏进步，不是后来者不聪明，而是因为师傅带徒弟的过程中，根本就不允许有技术进步和知识创新。更严重的是，在这种师徒关系的治理模式中，道德水准倒是一直保持，但常常可以看到，手艺人出现一代不如一代的现象。毕竟，天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果一个社会的教育模式仅仅依赖天才，那么这个社会必然没有进步。

教育是什么？就是能够让一个普通人，或者平常智力的人，也能够通过学习来获得安身立命之本，并超越自己的老师。如果一种制度的形成，其本身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徒弟超过老师，那么这种教育制度只能让一个社会走向衰退。我国传统上的教育制度大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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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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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辛巴耶娃Yelena Isinbayeva 俄罗斯撑杆跳高运动员

每次都让我看的痴迷

她能成为接班人吗？Allison Stokke美国19岁的撑杆跳高运动员

最惊喜的：费尔普斯和博尔特两大奇迹；陈若琳的最后完美一跳

最遗憾的：姚明仍然很劳模，可惜孤掌难鸣；刘翔无奈的退赛；牙买加女子四x100接力的失误，本来又一个奇迹

最鄙视的：谢亚龙指责女足“三无”，自己一无是处，还挺直腰杆指责别人，这份厚黑学至少九层功力；王蒙指责中国足球迷不善良、不文明，一个自己都不知道善良和文明的人，居然也好意思说别人，其厚黑学直逼谢亚龙，我从一开始读其作品就不觉得有多少魅力，后来王主席领导作协好像也碌碌无为，唯一的亮点就是把大家都鄙视的人吸纳进了作协，可见王主席的善良和道德的标准是什么；开幕式上歌唱祖国的歌者据说是另一个小孩，并不是那个可爱妹妹，可惜国内的官方、主办者、媒体以及小妹妹自己都不提这事，倒是国外的媒体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和批评。小姑娘没有错，错的是大人们，特别是正、或者曾处高位的大人们。因为这些大人们都搞不清楚哪些值得批评，哪些值得表扬，哪些值得反思。因为这些大人们都是官僚，其官僚习气已经深入到骨髓，却偏偏总要自称高级文化人。两个主席就其中的杰出代表。官僚化的文化人比纯粹的官僚更可恶。现状很多大学里的大大小小的领导也是如此。

一项体育活动影响增大，就会得到领导重视；领导一重视，就会开始加强领导班子；然后强势领导开始出现；那么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谢亚龙式的领导必然会出现。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强势领导开始对CBA和男篮国家队频繁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行政干预、现场指挥、选择和更换教练、‘选择和更换球员、喊假大空的口号.......

猜猜看：

这种局面出现的概率有多大？

我个人认为，只要保持现有的高度集权的体育管理体制，这种可能性机会百分之一百。

http://www.swimroom.com/phelps;http://www.southcn.com/sports/star4/phelps/

这届奥运会破纪录已成家常便饭。好像不破纪律倒显得不自在。当费尔普斯还比另一个塞尔维亚选手落后一点的时候，我居然那么紧张，那么渴望他能超越。到最后以0.01秒胜出的时候，又是那么兴奋。这大概就是体育给每个观众带来的幸福感。最希望的就是费尔普斯真的拿八块金牌。这是人类整体的荣耀，也是北京奥运会的荣耀。当然，这一荣耀还来自博尔特，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飞人，最后阶段别人还在拼老命冲刺，他老兄倒是回眸一笑，真乃谈笑间记录灰飞烟灭！

中国男篮令我感动。尤其是姚明的拼命三郎精神，虽然一开始一些队员都还在梦游，甚至刘伟这个中国队唯一的稳定后卫也在本届奥运会屡屡失误，但姚明的精神显然在感染所有队员，慢慢地这些队员也开始进入角色。孙悦是一个惊喜，可能和湖人给他的一个两年期合约有关？但我想更多的是他长期和国外球队交手，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易建联显然在走出低谷，至少在篮板球方面表现得不错，昨天更是投入关键球。易应该多向姚明学习，努力再努力，不能靠帅来混饭吃啊！那个陈江华应该清除出国家队了，除了会失误，好像没有任何用处。进攻不行，防守也不行，传球更不行。不知道老尤同学到底迷恋他什么。不过，老尤同学自己也需要反省，仍很固执，总是让姚明打满第四节。如果不是诺天王昨天手感不佳，男篮恐怕又重蹈和西班牙那场的覆辙了。难道老尤没看过火箭队的比赛？无论即使是范甘迪也知道如何节省姚明的体力嘛

不过本届奥运从这几天看起来，遗憾也颇多。最大的遗憾是来自观众。中国人很热情，这一点估计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但在比赛场上，热情不等于合理。比如网球场，观众大声喊加油，就是帮倒忙，这样会分散李娜的注意力，本来李娜状态很好，可惜观众喊得她心慌意乱，关键失误，本来可以创造奇迹的。看了那么多场网球比赛，从来没有听到过国外的观众大声吼叫的。如果出现一个好球，大家热烈鼓掌，然后瞬间就会安静。除了网球，还有许多比赛均是如此。在现场，许多观众喜欢照相，屡禁不止。相机的闪光灯不停闪光，严重干扰了运动员。这些喊声和灯光其实是严重污染，也给外国人留下很坏的印象。

所以，看比赛也是很有学问的。做为一个大国的国民，应该从本届奥运会上开始学会如何变得文明一点，而不是那么粗鲁